中国财经杂志社电（中国财经杂志社执行总编罗蔼轩推荐）

使命与命运之交响
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

曹谷溪

一

回首人生，将个人的生命价值，放到社会历史的长河中，永远是微不足道的。但相对于我们的时代和社会，相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来说，我们的生命体验，可谓空前的，波澜壮阔的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40年代，我们那个地方“红”得很早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就常能从母亲口中听得许多闹红的歌谣：“革命成了功，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，点灯不用油，犁地不用牛……”这是战乱年代的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最高的愿望理想。

解放以后，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上学，实现这个愿望并不容易，首先是爷爷坚决反对：“祖坟里没有埋进念书的鬼!”他宁愿花30元大洋为年幼的我说门媳妇，也不愿供我念书。但是，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，在一种无形却是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感召下，逐步发生着改变;新社会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，不断从城市传到乡村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我不仅念了“冬书”，上了小学，还在村里办起了扫盲班，每天将学校里学到的汉字，再教给村里的大人娃娃。为此，当地的区政府还给村里奖励了一块黑板，一张课桌，六条长凳。

二

我的文学路是从“豆腐块”大小的通讯报道开始的。我这一辈子，只营务了一茬叫“文学”的庄稼。

1962年从延川中学毕业后，由于家庭困难，我直接参加了工作，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艺创作。1965年11月28日，我有幸去北京出席了“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”，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接见了大会全体代表。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：领袖和人民真真切切在一起!那年我25岁，是延川县贾家坪公社团委书记。作为一名出生农村的基层干部，那种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。会议结束，我立马写下了一首顺口溜式的诗歌《工农兵定弦我唱歌》。

至此，我就将文学视作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，“工农兵定弦我唱歌”也成为我的文学“初心”。

三

在陕北人的记忆中，对陕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件大事，一件是陕甘边苏区的闹红，另一件是北京知青来到延安。

1935年，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和它所领导的队伍从遥远的南方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陕北，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赤色武装会师，从此，中国的民族抗战翻开了崭新的一页。1948年 3 月 23日，毛主席在东渡黄河的木船上，回望陕北万架大山，他深情地说：“陕北是个好地方!”至今，陕北人民对当年党中央在延安的日子，念念不忘。

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 “知青”上山下乡运动，影响无疑是深远的。“知青与农民”“城市与乡村”“文明与落后”“知识与愚昧”在近距离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，国情、民情、人情，这些抽象的概念，最终凝结成为具体的、理性化的高度认同。涌现出了一大批立志“再造中国”的优秀知青。在延川农村生活了七年的青年习近平就是代表。

当年，青年习近平在延川掀起了一场“沼气”革命，那时的陕北，不仅缺衣少食，烧柴也很困难。作为时任延川县知青专干、县委通讯组长的我，采写过一篇题为《取火记》的长篇通讯报道，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建设推广沼气的先进事迹。在与这些优秀青年相处的过程中，我感受最多的是他们身上潜藏的巨大能量。

四

古老中国，历尽沧桑。共产党人，开天辟地。“红船”百年，承载了中华民族最为波澜壮阔的风云历史。

步入新时代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，以前所未有的气度与胸怀，情系人民，放眼世界，在带领各族人民大踏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，将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作为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，充分展示了一个伟大政党的责任担当，更展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智慧和善良。

建党百年，感慨万千，感恩我们无私的党，感恩我们勤劳的人民，感恩我们美好的生活!